中国在法追索圆明园文物遭政治敲诈涉西藏问题为归还中国文物开出条件：让达赖回西藏。 (1926字)

核心提示：根据计划，巴黎大审法院将于当地时间23日中午11时30分(北京时间18时30分)开庭审理是否禁止拍卖中国国宝。在此之前，兔首、鼠首铜像现在的持有人皮埃尔•贝尔热也为归还中国文物开出条件：让达赖回西藏。

环球时报2月23日报道 随着23日巴黎佳士得公司拍卖中国圆明园兔首、鼠首铜像日子的到来，中国律师团组织的追索国宝行动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牵动了无数中国人的神经，也吸引了全世界众多媒体的关注。根据计划，巴黎大审法院将于当地时间23日中午11时30分(北京时间18时30分)开庭审理是否禁止拍卖中国国宝。而在此之前，兔首、鼠首铜像现在的持有人皮埃尔•贝尔热也为归还中国文物开出条件：让达赖回西藏。这一荒唐的勒索行为也给这场文物之争增添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上周末，大批艺术爱好者和投资者聚集巴黎，观看了此次藏品拍卖的预览会。这批藏品为法国已故服装设计师圣罗兰收集，目前由圣罗兰的生意伙伴兼同性恋人皮埃尔•贝尔热持有。中国圆明园兔首、鼠首铜像是这批藏品中最受关注的文物之一。

与此同时，中国律师团希望阻止这场拍卖的努力也在加紧进行。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APACE)出面担任原告，委托华裔律师任晓红于19日向巴黎大审法院提出诉状，要求使用紧急程序来中止佳士得公司对中国文物的拍卖。该诉状表示：鉴于两兽首的归属尚存争议，应暂时中止此次拍卖。根据计划，巴黎大审法院决定于23日审理此案。根据法律规定，在法庭宣判前佳士得公司暂不得对这两件中国文物进行拍卖。不过，任晓红21日对《环球时报》记者透露，要法院阻止这次拍卖“非常困难”。

而贝尔热却不断为拍卖的合法性进行辩护。据法新社报道，贝尔热20日对媒体说，他是通过合法途径收集到这些文物的，受到法律保护。他说：“这些中国的兽首是150年前从中国抢夺来的，就像人们从雅典巴特农神庙抢夺浮雕放进大英博物馆里一样，就像好多抢夺来的文物已放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博物馆里一样。”

在接受路透社电视部门等媒体的采访时，贝尔热甚至以人权问题对中国进行要挟。他说：“我已准备把这些铜像献给中国，他们所要做的是宣布他们会在西藏行使人权，给予西藏人自由，并接受达赖喇嘛返回领土。如果他们这样做，我会很高兴亲自把这两座铜像送回北京圆明园……这很明显是勒索，但我接受这种做法。”

对于贝尔热这一赤裸裸的政治敲诈行为，有的法国人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不满。22日，记者在观看拍卖前的展览时遇到两名从法国斯特拉斯堡专程赶来观看展出的法国人，他们说，这些文物本来就是从中国抢来的，现在又给中国开条件，这是一种“讹诈”，对中国不公平。也有一些法国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法国历史上抢了意大利等许多国家的文物，这在法国算不了什么。

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张祖谦22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贝尔热的说法完全是蛮横无理。圆明园这两件文物是法国人的祖先150年前闯到别人家里抢走的，现在主人要收回，他却因为文物在自己手上反而提出要求。他拿出所谓的“人权”来要挟中国，但当年他们不但掠夺别人的东西，而且杀人放火，哪里想过人权。张祖谦说，作为法国收藏者，就贝尔热本人获得这两件文物的途径来说，在法国可能是合法的，而且名义上是为慈善事业而拍卖，但从整个法国方面来说，收购及拍卖这些文物是非法的。

此次文物之争也引起众多国际媒体的关注。法新社21日评论说，圣罗兰的伙伴提出用人权交换这两件文物，使中法之间有关文物的争论已经变成政治争端。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1日以“对中国的侵害”作为报道的一个小标题，报道援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话称，“拍卖战争中非法掠夺的文物不仅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损害中国人民的文化权益，而且有悖有关国际公约”。有的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还与目前并不顺利的中法关系联系起来。美联社21日说，过去一年对中法关系来说是艰难的一年，去年4月份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遭遇扰乱后，中国的抗议者呼吁抵制法国商品。在法国总统萨科齐会见达赖后，中国取消了原定于去年12月举行的中欧峰会。

张祖谦说，目前国际文物界对文物归属权争论较多，按联合国有关规定和国际法规定，发达国家通过战争从殖民地掠夺的东西应该归还原所属国。国际上许多专家认为，对文物进行拍卖实际上是企图借此获得间接的合法承认，不利于解决争论，双方应该通过直接协商，原属国对目前的收藏者可以给予一定补偿。张祖谦说，目前国际法并没有规定这类文物归还的途径，但无可置疑的是，这两件文物以及其他从中国流失的文物的所有权归根到底属于中国人民。谁借此提出政治要求干涉别国内政，中国人民绝不会答应。

 

三鹿毒奶事件不断发酵之际，几篇有关中国领导人享用特供食品的文章进一步引发中国公众对政府和现有体制的批评。有学者认为，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这种自封建帝王时期传承下来的“贡品制”暴露出中共体制难以革除的弊病。

近日，一篇名为“在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的讲话”在互联网上被广为转载，并且即刻引发海内外网友强烈反弹。

根据网载文章，发表这个讲话的是中国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主任祝咏兰。她在讲话中说，这个成立于2005年4月的“特供中心”是“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为国家机关特供有机食品的合作单位”；其生产机构遍布13个省市，“一直为国家94个部委老干部们提供优质、放心的有机食品”。

*自己吃安全食品还用关心一般民众吗？*

在三鹿奶粉事件不断升级之际，这篇在网上迅速传播的讲话稿在网友间引发新一波炮轰。中国官方党报人民日报所属的人民网强国社区的论坛上，一篇于9月22号发出的帖子节选了祝咏兰讲话的部分内容。网友在随后的跟帖中炮轰这些国家领导人是“封建王族”。有网友说，“所以老百姓的食品安全才没有人真正关心”，而“这就是腐败”！

北京媒体工作者，网络博主凌沧洲也表示，如果这个“讲话”属实，证明中国的确存在特权利益阶层。

他说：“这说明在管理层和决策层，它对于食品的安全问题其实心里都是有愧的。无非就是说，一部分人要享用这些安全、无毒和无害的东西，而对老百姓，或者说普通公民在食品安全上的监管确实督促不力。这件事只能反映这么一个问题。”

记者无法在北京查号台查询到这个“中心”的联络电话。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篇讲话稿转自保健品生产商山东科尔生物医药公司；而该公司负责人承认其保健品已经入选国务院“特供”名单。

另一篇同样在网上被广泛转载的文章披露说，“中南海高官和他们的孙辈们，喝的是特供奶”，就是北京人所熟悉的三元奶。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检测结果，三元集团生产的奶制品尚未被检出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

但是三元有关负责人否认三元奶制品未受污染，与其向领导阶层特供牛奶有关。记者致电三元集团市场部了解有关情况，该部门主任王女士说：“也不是因为这个。一直以来的话，三元公司可能它比较巧合吧，正好可能因为是在北京吧。牛奶又是一个比较普及的食物，谁都要吃。不管是平民百姓也好，中央领导也好，都要吃。就赶上这个好地缘了。如果我说今天不是三元而是四元的话，恐怕人家也会这样。”

三元市场部主任王女士说，该公司只有一条生产线，因此不可能只为中央领导专做奶制品，因此市场上给老百姓供应的奶制品和给领导层喝的奶质量是一样的。虽然王女士说三元赶上了个“好地缘”，但是无法否认的是，中央领导的确饮用三元奶，同时三元奶没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

*当权阶层特供体系源于封建时代*

事实上，中国人对于针对领导阶层的“特供食品”这个概念并不陌生，甚至长期以来在意识里都有所默认。北京的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说，在他父亲章乃器于中共建国初期担任粮食部长的时候，就有这样的食品特供系统。他说，因为当时物资馈乏，特供物品规模和今天无法相比。

章立凡说，1980年代后，随着物质供应日渐充足，有人曾一度提出废除特供点，但一直没有实现。而近年来，随着对产品质量和安全的担忧，这个特供系统也再度壮大起来。

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说，从这个物资特供体系反映出的还是一个体制问题，而其根源可追溯至封建帝王时期：“这个东西实际上从宏观上来讲还是一个体制问题。比如说，一个政治集团，它打下了天下，那么这个天下就是它的战利品。所以它可以予取予求。从历代王朝下来它都是这种规矩。”

章立凡说，传统上这是所谓的“贡品制度”，而目前的特供系统则是由中共“革命年代”沿袭下来的。章立凡举例说，早在延安时期，王实味就在他的杂文《野百合花》中针对“革命队伍”中也存在的衣食分等级的制度提出疑问，但却因此而丢了脑袋。

章立凡说，虽然这种制度在当前执政党执政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它是和现代社会的“平等”和“民主”的理念格格不入的，就是一种特权。

章立凡说，前苏联也曾经存在这种特权，而正是这种制度孕育出吸附在国家躯体上，攫取大众财富的体制，最终导致前苏联的垮台。

北京的媒体工作者凌沧洲说，中央领导特供食品的消息对于民众心理造成更大的冲击。而官方其实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带来的潜在威胁。但是凌沧洲对权力机构能否解决这些问题表示悲观。

他说：“但是它有什么办法能改变这种状况呢？有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僚集团，它无法推进。我相信有些人也不希望看到这种民怨沸腾、民情汹涌的状况。因为水可载舟、水亦可覆舟，这样的古语，我相信高层它也是明白的。”

凌沧洲认为，官方每每在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只能靠下点“猛药”，治理一些官员。但是他说，如果不开放新闻和言论自由，是根本无法做得体察民情的。

1976:中国社会生活真相揭查
2008-08-21 23:02:52　来源: 人民网(北京)　网友评论 1 条 点击查看

    最早的倒买票证者收购的是香烟票，因为有些人不抽烟，所以烟票的余额最多。当时有浙江的老太太挎着小篮子，里面装着鸡蛋，在弄堂里偷偷摸摸地换烟票。农民即使是在严酷的1976年，也在想办法为自己赚取一点点利润。

一位1976年乘坐中国民航巴黎到北京航班的华侨乘客这样描绘当年中国民航的客机:机舱没有开足暖气，和当时国内居住习惯有关，急救须知和氧气口罩都以中文说明为主。

穿蓝制服梳小辫的服务员不说女士们、先生们和任何客套话，而是说:“同志们，旅客们，飞行途中请注意以下事项，一……二……完了。”结束飞行的时候也不会说“欢迎乘坐××航班”，而是直接站在机门口。这些都被认为是“好的民航”，因为讲究“职业不分高低贵贱”。

尽管如此，《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惊奇地发现，在伟人的死亡和地震等灾难接连不断的1976年，经济遭到的破坏比起1966、1967年的动乱年代要小得多，主要原因是:“中国工厂已经习惯在极低的管理水平上低级运转，各级领导层完全没有任何人愿意承担责任——中国经济只不过在低级的标准上稳定进行。”

说凤凰自行车质量不好就是攻击文化大革命

1970年1月14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河南岳县天然油石厂的“天然油石”广告成为“文革”中最后一个广告，“文革”期间再无广告出现，一直到 1979年，广告才在媒体上恢复刊登。但是凤凰自行车不用广告，整个70年代，它是当时所有家庭的 “大件”梦想，中国最出名的自行车名牌肯定是“凤凰”，“文革”前的评比中它已经连续多届获得第一名。

已经70多岁的沈德出总觉得，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经历就是在上海第三自行车工作，而最复杂的经历也是那段——1976年的凤凰自行车厂反复出现“大事件”，而随着大事件，他也一会儿上天，一会儿入地。

“那时候走在家门口的弄堂里，我穿着最时兴的灰色的确良衬衫，连里弄主任都热情地招呼我。邻居们更是尊敬地叫我沈家伯伯，其实那时候我也就40多岁——目的还不是看看我有没有办法搞到自行车票。”30年过去了，他还住在老弄堂里，家中家具显得陈旧，头发却还是梳得油亮。周围的新邻居早就不认识当年这个弄堂里最辉煌的人，昔日荣光一去不复返。

1976年，当时在第三自行车厂工作的沈德出印象最深的是“换货”风波。“当时凤凰的质量已经靠不住了。整天搞运动，全厂基本上没心情提高质量。”

沈德出当时负责处理要求换货的来信，北京西单自行车商店第一季度凤凰的换货率是38%，而且要求换的都是自行车最主要的部分，车架、车圈、车把和前叉，即所谓的“四大件”，而他处理直接寄到工厂的来信，“一个月就有1050封信要求换货”。而那些信件，在他印象中，语言全部客气得很，因为如此紧俏的物资，好不容易到手，1050封信件没有一封敢于提及退货，全部是谦恭地要求“伟大的工人师傅帮助我们”，把某个重要的部件换掉。

相比之下，国外市场就没有这么客气了。1975年10月，外贸简报上刊登《出口自行车质量下降严重》，遭遇国外的大量退货，主要是电镀裂纹和防锈差，“零件精度下降，车架管子弯曲”。简直浑身都是毛病，以至于当时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李先念专门批示自行车三厂要“限期解决”。

“刚刚抓质量没几天，就停了。”8个质量攻关组全部解散。沈德出还记得，王洪文提拔起来的当时的上海市委副书记王秀珍亲自带队来工厂，“她是纺织女工出身，据说当年她的工厂和王洪文所在的工厂只是一墙之隔，她曾经带领女工造反派去支援王洪文，她的嗓门又尖又大，向我们宣布根本不用改进质量，因为王洪文说了，谁说质量有问题就是攻击上海，是往上海100万产业工人脸上抹黑”。王秀珍的报告传达下来:“攻击自行车质量是假，攻击文化大革命是真。”

当时被派遣到上海轻工业局当局党委副书记和革委会副主任的是马振龙，他原来是上海搪瓷机修厂的工人，脸很长，一直跟着王洪文造反，王管他叫“马头”，因为轻工局油水大，所以被派到那里，虽是副职，但那里的老干部根本不敢得罪他。他常年把上海的轻工业产品手表、罐头、糖果、照相机、录音机带到北京去送给王 “试用，试吃”，而王洪文则将一把上海手表装在口袋里，随时送人，甚至包括人民大会堂的女服务员。

马振龙派了蹲点组到了自行车三厂来检查，解散了质量攻关小组。“清仓翻箱”，厂房狭窄的自行车三厂因此而停产三天，质量问题不了了之。

不仅仅是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当时中国自行车的质量确实也存在落后的地方，沈德出记得，整个三厂没有流水线，基本上还是一个个机器前站着工人，“像小作坊”。现上海师范大学老师、1976年在上海汽车齿轮厂工作的萧功秦也深刻地感觉到中国的工业落后，他们的厂在上海闵行，也是大厂，一个车间就有3000 平方米，可是大家全部是站在车床前生产，有次厂里放日本丰田汽车的内部资料片，“我们全部都傻了。那才是自动化生产”。他觉得，在蒙昧无知的状态下还好，反正也没有比较。可是一旦知道了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就极其痛苦。

“凤凰”永远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工人们要常常加班。“加班其实也没有奖金，最多有点加班补贴，2毛钱，吃碗一毛钱的肉汤阳春面外还节余1毛。”因为加班多，整个第三自行车厂的工人中洋溢着普遍的自豪感。拿补贴，是当时工作的人的最“重大” 的外快，复旦大学教授、当时在上海一所中学当老师的葛剑雄，还记得当时各项补贴控制严格。当时他经常出差，坐火车时，晚上23点后到第二天6点，如果没有坐卧铺，可以拿“无卧补贴”，但是一定不能早于这时间下车，哪怕夜间3点下火车，也没有这项补贴了。出差有2毛钱的误餐补贴，“觉得这笔钱真多”。

当时供电不正常，结果自行车厂九车间自动调整班次，搞了些灵活时间，有“弹簧班”、“交叉班”什么的，结果在一季度全上海工业生产值下降的时候，九车间产量反而增加了7%。

1976年4月，九车间的情况被上海市领导马天水发现了，马虽是“文革”前的老干部，但一直和王洪文等人保持密切关系。他说:“我们发现太晚了。”觉得可以把九车间树立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沈德出还记得，九车间的人被要求写了一个又一个的报告，到市委去参加试讲，但是总是被退回来。说不要强调怎么灵活地避开停电，明确说要强调“批邓”——“我们车间人傻掉了，只能说自己觉悟不够。”

市委亲自出马，九车间本来组织的“抓革命促生产大会”，被改成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会，结果电影厂、报社、电台、电视台都来了，从4月到7月，这里来了700多个单位参观。一直宣传这里是“与邓小平对着干的典型”。

沈德出在一次小会上说，讲讲克服困难搞生产就够了，拔太高了不好吧？没想到被人汇报上去，结果厂“革命委员会”找他谈话，让他进学习班。 “不许家里人看我，只许他们一天送两顿饭。好在我根正苗红，最后说我是思想落后，把我放了。”放出来后他才知道，九车间已经成了全国闻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典型，7月份的全国计划工作会上，上海向国务院和李先念等人开炮，27炮中，有两炮是关于九车间的。“当时大家就很震惊，觉得很荒谬，那时候已经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大家早已经没有政治激情了，没有人觉得这值得骄傲，只是不敢表露。”果然没等三个月，“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件事，是恢复生产仿造英国的小轮车，“文革”时期这种车停产了，因为被人说成是“阿飞车”，而凤凰的商标也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文革”中有几年，凤凰商标被说成是反动图案，不少人为了防止自己的商标被撬掉，用红布包着自己的自行车。

票证控制下的生活

“其实那时候我很难弄到自行车票。”在车间工作的沈德出说。当时自行车票控制极其严格，真正的掌握者是各商业局和供销社的人，自行车厂只有特殊部门工作的人，例如后勤部门，才能拿到自行车票。

钱菊英的父亲当时是上海自行车厂的食堂采购员，她还记得父亲有天回家的得意状态:“领导把他叫去，说现在菜场的肉和鱼都要凭票供应，很难保证买到，所以厂 ‘革委会’决定每月给他一到两张自行车票，专门用来与菜场领导保持友好关系，解决厂里职工的伙食问题。”父亲回家后就把自行车票郑重其事地保存在五斗橱的玻璃板下面，不许孩子去摸，她记得那是上海第六百货的自行车票，上面印着一个月的期限，“每券一辆，过期作废”。

当时肉票和鱼票都是随购粮本统一领取，但是豆制品票和蛋票等是菜场颁发的，钱的父亲采用“以票换票”的方式，不仅给食堂办了大量货，她们家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生活水平也大大改善了”。连邻居都跟着沾光。“人人对我爸爸都是笑脸相迎。”

当时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有所谓的“三大件”之称，是每个准备结婚的家庭的必备之物，一般的分配方式是这样的，由商业部门统一分发给各个单位，各个单位再把手中的几张轮流发放给自己的职工。“一个1000人的大厂每个月也就三四张，大家轮流来，后来就有些人采用交换或者购买的方式弄票了。”自行车票和手表票最值钱，一张手表票可以换取10斤鸡蛋和若干斤粮票。上海市的票证收藏家邵根才觉得这真是怪事:按照道理来说毫无价值的票证（买东西还要出钱，票证只是购买凭证），却获得了很高的价值，当时另一种抢手货是全国粮票，因为全国粮票中含有一定量的油，所以也是大家拼命换取的目标。

父亲江苏老家的亲戚也跟踪而来，当时父亲已经积攒了几张票了，老家的亲戚知道父亲“发达”了，委托父亲的叔叔前来办事，托父亲购买自行车。叔叔给父亲带来了几只鸡和很多土产，说这是老家亲戚们集体托他带来的，父亲则为叔叔准备了两张票。

之后乡下亲戚常常来走动，也有人和父亲说，乡下亲戚在投机倒把，把上海自行车弄回去，每辆至少加50元再卖出去，但是父亲不听，他很享受那种受到尊敬的感觉。她还记得9月份毛泽东逝世的时候，父亲的叔叔一边哭着一边把新自行车运输回乡的场景。“ 印象特别深，他哭得直不起腰，但是还不忘记很细心地把自行车包裹好。”

上海市民邵根才从60年代就开始有意无意地收藏票证，他的几套票证都被上海市档案馆收藏展览，比如从1960年到2005年的电费单，1959年到 1990年的购粮本等。他还收藏有1963年的华侨特供的“0.1块肥皂票”、“3钱鱼票”，“ 五分油票”，他笑着说:“大概是切成鱼片买，否则无法想象3钱鱼怎么购买。”五分油则是半钱，应该是用筷子头蘸的方式来卖油的。最奇怪的是西安市的购物券，计量单位是“一点”，什么算一点？即使是收藏专家，他也无法解释所有的票证用法。

邵根才所拥有的1976年票证是这样的，最重要的还是购粮本，当时粮食控制极其严格，每过一段时间就根据家庭人口变化发放新的购粮本，而且上面购买的地点都有详细规定，“不能到另外的粮店购买”。控制粮食流通就相应控制了人口流动，因为粮票的发放是要和购粮本结合起来的，所以去哪里领取多少粮票都有详细记录。农村人口根本不可能到城市来，就是复员军人在转业期间，也要拿专门的转移证明，上面写着以往的粮票领到哪一天，“地方可以酌情减少粮食供应”。因为部队粮食定量高，每月45斤。转移证明上的标语是:“不吃老本，再立新功。”

葛剑雄那时候经常出差，他还记得当时控制各种票证的严格，“要出差的时候，就拿着单位介绍信，把家里的粮票换成全国粮票，而且换的时候要交油票，因为全国粮票里面含有油票”。

邵根才拥有一套同一地区12个不同年代的购粮本，1976年，上面的毛主席语录改成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还有热天防止饭馊的办法，这样的字眼在 1980年的粮本上才消失。粮本上有详细的粮食定量，体力劳动者最高，重体力劳动一个月平均下来有45斤粮食，而脑力劳动者只有29斤——甚至比中学生还要低。

他收藏的1976年另外一些票证是:产妇卫生纸票，凭票供应卫生纸肆刀;布票，上面印刷着“ 备战备荒为人民”;补助蚊帐专用券，是专门给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使用的;三五牌木壳台钟的购买票等等，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所以1977年春节上海市商业局“革命委员会”发布通知:要把春节特供当“政治任务”来完成，当年春节每家每户可以多供二两油，可以购买七两赤豆，三两半花生和若干海蜇。当时小户最合算，因为是按家按户分配票证的，而大户平均下来东西就少了，所以不少人想方设法把自己家户口弄成小户，但是户口是按照房子走的，所以“得逞”的并不多。

最早的倒买票证者收购的是香烟票，因为有些人不抽烟，所以烟票的余额最多。葛剑雄记得当时有浙江的老太太挎着小篮子，里面装着鸡蛋，在弄堂里偷偷摸摸地换烟票，牡丹、大前门等好烟是红色票，所需要的鸡蛋也就多。后来又出现了拿塑料盆、粮票等来换烟票的，浙江乡下一向人多地少，那里的农民，即使是在严酷的 1976年，也在想办法为自己赚取一点点利润。

当时上海通往市区的各条道路上都设有陆路检查站，防止外地人拿物品进上海交换，“破坏经济秩序”，葛剑雄他们经常利用外出学农的机会，在当地购买一些更便宜的肉和油，就在那里大吃一顿，因为想带进上海太难了。

巴金的儿子、小说家李晓当时在浙江农村插队，他在小说中描绘了浙江农民和知青是怎样结合起来在当时的票证控制体系中寻找漏洞的，当时社办工厂已经出现，不少能干的知青被委派为推销员，去上海推销产品，他们带来大量的农村地区积攒的粮油票，用于贿赂城市里的工人阶级——浙江乡办企业的前身出现如此之早。

大庆富得流油 农村穷得没裤子穿

“工业学大庆”的口号在1976年仍然使用，《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奥尼尔在大庆采访，他和另外16家美国报纸记者是获准第一批来这里的美国人。他感觉这是一片“寒冷而不友善的土地”，气候恶劣，野兽出没。但是这里的女职工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妇女们正在运送一筐筐石头，用手工再把它砸成小块，来铺设新的公路”。

大庆妇女开采队都是18岁到25岁的单身的前红卫兵学生，她们一起住在营房里，一同在公共澡堂洗澡，一同参加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她们以一种几乎像宗教那样的热情工作。”

她们的队长，一位“生机勃勃、能说会道的漂亮女人”告诉他:“我们能在井上工作，我们也能种田，我们能唱革命歌曲，我们也能打仗。男人能干的我们也能干。”奥尼尔觉得她们不是在骗人，因为妇女们的油井在4年内生产了170万吨原油。她们除了开采之外，还种植了大量蔬菜，而且还积极进行民兵训练。

奥尼尔看见她们穿着肥大的绿制服，在严肃地打靶。他不明白，是什么东西激励着这些女人，从中国的各个地方来到这个没有福利、充满艰苦的荒凉草原上。在那里，人们给他讲了落后妇女改造的故事。一个落后的个人主义的妇女，经过组织的批评帮助（他注明自己不知道是怎样指出她是落后的），成为克服了一切个人主义思想的“铁姑娘”。

奥尼尔不知道，其实那时候的大庆相比起别的企业来，已经算福利相当好的了，他记录，当时工人工资从19美元到55美元，并提供公费医疗、免费交通工具、水电和住房，如果夫妻俩参加工作，则“生活还不错”。大庆因为是中国人自力更生的典型，一直是中央鼓励各地工厂学习的榜样。事实上，由于当时各行业工资水平相差不大，所以在工厂工作是非常让人羡慕的，在中学工作的葛剑雄就羡慕工人，他们不用一天到晚政治学习，福利很多，可以发草纸、肥皂，夏天有冷饮，冬天还可以在工厂的公共澡堂洗澡。“在1976年的住房狭窄环境里，能在工厂的浴室淋浴当然是奢侈行为。”当时在房管所、商店工作的人因为能接触到紧缺物资，更让人羡慕。

当时在上海汽车齿轮厂工作的萧功秦有段时间少吃不用，积攒了200元，花3个月时间专门去甘肃探亲，看望在那里的哥哥，“在当时就算是豪举了，这样出门非常艰难，比现在出国还要庆幸”。当时没有什么追求，大家都挣一样的工资，所以是“均贫主义”，也不希望在“金钱”上能出人头地。他借了朋友花8元钱在抄家物资里买来的一个苏联相机，就上路了。当时农村的贫苦让他吃惊，在山西，一个柿子只要一分钱，母鸡1块钱，一只羊12块钱。甘肃比较富裕的陇西地区的农民也穷得可怕，有一家全家财产加起来只有16元，没有被子，用牛皮纸袋当铺盖，一家人只有两条裤子，谁出门就该谁穿，更多的时候是睡在家里。穿着蓝色卡其衣服的萧功秦被当作当地穿得最好的人，引起围观。1976年变幻不定的政治气候没有给萧功秦更多影响，反倒是1977年一位中央领导人的“五七指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指示要求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公社”，大家都要学农学工。“因为本来以为1976年10月后，中国可以摆脱乌托邦式的幻想了，结果没想到又出了这么一个东西。”幸亏后来就没怎么提起了，但是印象一直非常深刻。

1976年4月，到常州出差的葛剑雄睡在大通铺上，当时正好发生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四五事件”，出差的外地人很多，大家都在骂张春桥，骂上海，觉得都是上海的张春桥在搞鬼。葛剑雄躺在大通铺上，不敢说话，怕暴露自己是上海人，其实他的心里异常苦闷，不知道哪一天，中国的状态才会改变。

1976年，上海的爱民食品厂并入了冠生园食品厂，大白兔奶糖由原来的日产1吨变成了日产4 吨，这种糖果自从1972年问世以来就很受欢迎，被作为礼品送给了来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圆听罐装的大白兔图案还作为美国当年的复活节吉祥物。那时候的著名糖果还有上海奶糖和结涟、百花奶糖，6颗上海奶糖可以冲成一杯牛奶，号称当时营养最丰富的糖果之一。

上海手表厂也在疯狂扩大生产，不管出厂什么样的手表都不愁没销路。70年代开始，为了追求生产速度，上海不少工厂把从前的办公室、生活房全部改为厂房，上海手表厂厂房没法扩大，就搭建了54个阁楼来生产手表，1976年年产500万只，“上海轻工业志”总结:涸泽而渔的市场行为使上海手表行业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呈现疲软，80年代全行业滑坡。但是在1976年，手表还是一票难求的结婚必需品，手表厂的机器声在那个年代也彻夜轰鸣，只停止了几天，悼念毛泽东的逝世。 (本文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