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小幅升值实际上是奖励投机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昨天(1月12日)对2005年中国经济进行了展望,认为近期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方向和力度会保持不变。“但2005年中国经济的重要变数在于宏观经济能否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进行微调,相机而行”,樊纲在万事达卡国际组织亚太区经济预测发布会上强调。 软着陆正在实现 2004年政府最重要的事情是抑制住了经济过热的趋势,樊纲认为GDP增长保持在8%~9%,投资增长保持在15%~18%,对于中国经济会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增长速度。2004年下半年开始,GDP增长速度正在稳定,并趋向于8%~9%这个区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以后,实际的投资增长在20%左右,他估计这一数字2005年初会降到20%以下。如果外部的宏观环境没有大的滑坡,国内的改革能维持目前的状况,2005年GDP增长速度将在8.5%以上,但是低于9%,“这意味着,软着陆正在实现”。 中国不会有高额通货膨胀,但2005年通胀仍将维持在4%~5%。近期国内有评论认为,由于推动2004年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粮食价格正在下降,通胀正逐步消失。樊纲对此提醒说,粮食价格虽然下降了,但其他生产资料的价格正在上涨。由于投资还没有转化成现实的生产能力,原材料的价格高涨周期还没有结束,石油、煤的价格2005年不会有明显的下降,仍会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紧缩的财政政策在2004年甚少被提及,但实际上财政实现了盈余,而且盈余大约占到了GDP的20%。目前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呈下降趋势,如果继续保持这一趋势,则到了2005年的第一季度或第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接近8%,投资增长接近15%。樊纲认为,到时就面临着如何及时进行宏观政策调整,防止经济下滑的问题。 首要问题不是人民币升值 如果2005年世界经济继续保持4.5%的增长速度,很可能中国还会处于贸易顺差,但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问题应该引起重视。种种迹象表明,随着纺织品贸易配额制度的正式取消,很多国家会通过政治或者经济手段,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据统计,2004年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约为70件,2005年这一数字可能会翻倍,达到150件,并且出现的形式将会更加隐蔽,例如技术标准、安全标准等理由。 樊纲认为,在国际投机因素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政府不会轻易对汇率进行调整。他同时强调,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人民币是否升值,而是如何改革汇率制度,尽早与美元脱钩,回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美元不再是一个稳定的货币,此次美元走低已经敲响了警钟。 对一些小幅升值的说法,樊纲反驳说,在投机因素存在的情况下,小幅升值实际上是奖励投机,会有更多的投机蜂拥而至,更不利于汇率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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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并非越多越好
产权改革到底造成多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记者就此专访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樊纲语出惊人:“国有资产并不是越多越好!” 为什么要管国有企业 樊纲说,国企改革中当然要防止或最大程度地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而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重新思考的是:国家为什么要管国有企业?管国有资产又是为了什么? 樊纲说,现在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还是在管国有企业。管的思路,说是管资本,其实还是通过管企业管资本;不是在调控资本,而是在调控企业。 樊纲认为,过去认识有偏差,一提国有资产,只想到国有企业。其实,国有资产的存在形式有多种,一种是经营性资产如国企,一种是非经营性资产如公共基础设施,此外还有国有资源。非经营性资产是国有资产的重要存在形态。 目前国有资产管理目标是保值增值。从企业管理的层面上,从国家所有权的层面上,这个目标没有错。但保值增值完了怎么办?从长远角度看,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经营性资产,并非永远地越多越好。 卖国企不等于国资流失 樊纲说,如果卖了国有企业,没有把钱再投到企业里,而去搞了基础设施,那仍然叫国有资产,而不叫国有资产流失。过去政府搞了太多的这种企业形态资产,现在的一个任务是怎么把那些资产从企业形态撤出来,用于支付社保和搞基础设施建设,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樊纲对“有进有退”作了较为仔细的阐述:有进有退,最重要的不是企业有进有退,而是国有资产的有进有退。国有资产的“退”不是退没了,而是资本形态转化了。从经营性形态向非经营性形态的转换,从而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也实现政府职能的转轨———从管企业到管社会,从管生产经营到管公共服务。 谁有国资处理权 樊纲说,实现国有资产在不同形态上的转化,即我们所说的所有权的处置权。现在,没有人能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的处置权,耽误了很多事情,包括落实国九条,国有资产全流通等。 处置权还包括利润处置权。利润本来是所有者收益,但现在的利润在交完所得税以后都由国有企业使用。这就变成一件很怪的事。这是处置权的问题还没解决。我们要新建一个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这个新体制要保障过去几十年我们全民社会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尽可能不流失,尽可能让之有效利用,并且使我们的市场经济建立在私人资本基础上,而不是更多的建立在国有资本基础上。 樊纲说,通过国有企业来积累社会资本的历史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因此要进行体制转轨。而体制转轨,首先需要一个行使国有资产处置权的最高权利机构。这个应超越集团利益,也超越政府行政部门利益,无疑应该设置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机构的主要职能应包括:一、责成下面具体管理监督部门,每年对整个国有资产的现状大大小小要提供一揽子的概况,包括资本,增多少,利润是多少,亏损是多少;决定今后一个阶段如何处置资本,目标是全民利益最大化。 全民利益最大化是什么?第一,少搞国有企业,第二,多搞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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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公共软硬件”是政府发展经济的职能
政府在发展经济中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正在海口参加“中国改革国际论坛”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经济学家樊纲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政府的职能不是搞企业,也不是搞产业,而是提供“公共物品”,一方面是基础设施建设,即所谓的硬件,另一方面是各种软件,即法律法规,制度环境。 樊纲指出,眼下,往往一谈到发展战略问题,政府谈的多数是经济结构要如何调整,要采取什么产业发展战略,今后要发展这个产业、要发展那个产业,要搞这个名牌要搞那个名牌,要搞这个技术、要搞那个技术。 在他看来,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企业家自己更懂得自己如何发展,更懂得产业的结构,更懂得它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 那么政府该干什么呢? 樊纲说,政府的任务就是创造一个好的投资环境和生产企业发展的环境,提供低价、优质的公共物品,让企业在此基础上来决定它怎么发展、发展什么,搞这个产业还是搞那个产业。 他举例说,日本的“企划厅”所做的不是政府的计划工作,而是研究世界经济产业发展格局的变化,研究新的市场机遇,包括技术的机遇,然后每年把这些信息传递给大的公司企业,找他们一起来进行讨论,跟他们进行交流,然后由他们自己做决策。政府最多做的是提供一点贴息贷款这样的优惠政策。企业的决定由企业自己来做,但是政府通过自己的政府部门,进行研究,搜集信息,免费提供给所在地区的所有企业,降低每个企业搜集信息的成本,这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 谈到城市竞争力问题,樊纲指出,现在有的地方在发展城市化的过程中却搞了大量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大大加重了企业的商务成本,使得企业的竞争力下降而不是提高。有的地方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没有考虑到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费用问题,生活成本很高,结果人们都不愿到这些城市来打工,或者导致企业的工资成本提高,不愿到这些地方来办厂。这些都是在降低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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